郑功成：对共享发展的三个基本认识

原载《群言》2016年8期

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新的发展理念，标志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面进入大转型时代。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无疑应当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改革的主导思想。我认为，没有共享，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共享，既不会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有自愿性的慈善事业。因此，应当将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到制度安排与具体行动中去，特别是要用共享发展理念来指导社会保障实践，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以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进而实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共享是国家发展理念的升华

 共享发展理念首先是国家发展理念的升华，即国家发展观的转型，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发展不足、共同贫穷的背景，国家通过向资本、技术等倾斜的政策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集中力量支持沿海、沿江等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迅速调动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性增长，成就了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与财富积累的快速提升，也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快速向第一大经济体迈进。然而，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的，不只是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不只是要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是要实现整个国家的富强与全民族的复兴，这就需要有共享发展的理念和相应的制度保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蛋糕做大了，GDP总量从1980年的0.5万亿元增长到现在的60多万亿元，但是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依旧不尽如人意，差距与失衡已经构成了阻碍中国发展的重大因素，成为一切社会矛盾与经济风险的深刻根源。就拿中国第一大经济强省广东来说，其GDP先后赶超“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但依然面临着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难题。珠三角的富裕与粤西的落后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便是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收入差距与生活差别也极大，问题的关键就是没有让所有人合理分享发展的成果。“十三五”规划将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强调从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从鼓励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转向实现全国不同地区协同发展，保证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国家发展观的转型，是国家发展理念的升华。
在谈到国家发展观转型时，我尤其想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没有共享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享也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甚至根本的要义就是共享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途径与基本制度保证，这一制度的缺失，只会使共享发展成为一句空话，社会也只能永远停留在极少数人的仁慈与恩赐的层面上，并且绝对不可能解决好民生保障与社会公正问题。只有共享才能和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从共享发展而来的。没有共享，资本主义就是野蛮、血腥的资本主义，是马克思《资本论》描绘的资本主义。只有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资本主义才是现代的资本主义。如果没有罗斯福建立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美国能否摆脱当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并步入稳定的快速发展通道？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没有英国率先建立福利国家，欧洲能否实现长久的稳定与繁荣？答案也不言自明。
共享是国家发展观的升华转型，只有共享才能营造包容，只有共享才能创造和谐，只有共享才能形成合力、促进发展。包容性增长是国际共识，但是包容性增长必须以共享发展为条件。共享发展是让所有人和谐相处的合理且正确的路径，不能共享，富二代、富三代、穷二代、穷三代的现象就会持续下去，富裕与贫穷就会因制度缺失而呈现代际传递，不同阶层就很容易固化为阶级，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和国家危机。这些都是基本逻辑，也是经过中外发展实践验证了的真理。 

实现共享发展的两条基本路径

 实现共享发展的途径很多，如从所有制或产权角度出发，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等，但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出发，有两条共享路径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强制性的共享。主要指法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包括各种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项目，以及政府主导的相关公共服务等，它建立在法律明确规范、政府负责或主导、公平普惠的基础之上。法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起源于德国，它使野蛮的资本主义走向文明进步，使劳资或者说阶级之间从尖锐对抗转变为妥协合作，最后甚至变成利益共同体。以制度来保障共享发展，可以化解社会矛盾。德国在19世纪末从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迅速崛起并跻身强国之列，在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从国家分裂到国家统一之后仍能保持其强盛大国地位，不得不说要归功于德国良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即社会保障加市场经济的社会市场模式。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是自愿性的共享。主要是指慈善事业，它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动员的是民间资源。政府用税制来推动，但捐献与否全凭个人意愿，所捐献的无论是款物还是人力，都是捐献者与受助者的共享。前不久《慈善法》的出台，既是对我国社会财富格局进行调节的良好机制，也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向社会求助的有效途径，是连接不同社会阶层的一座桥梁。
美国的慈善事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研究美国慈善事业时发现，非营利机构掌控的资源占到美国GDP的8%—9%，其中个人捐献相当于GDP的2%—3%，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美国很少有仇富现象，因为富人必然做慈善，也愿意做慈善。不得不承认，美国富人的道德水准普遍要比我们国内一些有钱人高一些，但若没有诸如遗产税、赠与税、慈善免税之类的制度安排和引导，恐怕也很难做到。发达的慈善事业对美国财富的调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改变了美国富裕阶层的形象，使社会发展更加和谐。
简言之，实行法律强制的社会保障，能化解劳资矛盾，求得社会公正；通过政策引导建立的自愿的慈善事业，则有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公益意识。我国应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大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共享发展要以共建为基础

 社会保障以共享为目的，共建构成了实现共享的前提条件。没有共建，不会有共享的物质基础；没有共建，共享还面临着可靠性与合法性的质疑；没有共建，利益格局也会发生失衡。如果每个个体都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不为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作出相应的贡献，这个制度也就丧失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共建以劳动参与为前提。崇尚劳动、勤劳致富、自力更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目前社会上存在很多投机致富的现象，如钻政策漏洞致富，甚至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致富。面对这种情形，如果不谈共建只谈共享是很糟糕的。共享须以共建为前提，只有各尽所能、各担其责，才能创造出可供共享的物质财富，才能维系长久的共享。比如，社会保障必须有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实现企业、个人、政府三者之间的责任均衡。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120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学者整天说制度崩溃，没有看到他们的政治家为此担忧，更没有看到他们的老百姓担心领不到养老金，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德国采取的是责任合理分担、劳资双方自治的制度安排。德国是全民参保，应保尽保。养老保险中政府支付25%的养老金，剩下的劳资各半（到目前为止劳资双方的缴费都没有超过20%）。这种责任分担机制中政府负担有限，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在需要平衡退休者和在岗者的利益关系时（德国采取现收现支模式，如果要提高退休金，在岗者就要多缴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协会中人数相当的劳资双方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无疑，这是一种合理、理性的责任分担。而现在我们国家的责任分担是失衡的。比如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时政府补助标准是每人20元，个人交10元，比例为2∶1。现在这种责任分担比例已经达到了4∶1，个别地区甚至达到了10∶1。长此以往，恐怕财政也难以为继。所以说，要分担责任，只有共建的制度才能共济。同样，以自愿为基础的慈善事业虽然需要富人或者有能力的人多作贡献，但也应当是大众的事情，只有大众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慈善事业才能成为伟大的公益事业并持续发展。
总之，“幸福不是毛毛雨，幸福不是免费午餐，幸福不会从天而降。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共享发展要以共建为基础。没有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建设，就没有可供共享的成果。因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让人们共同担负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并在国家发展中不断提升民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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